：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深刻分析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形成了若干原理性理论成果，包括新时代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观、人民观、矛盾观、自然观、文化结合观、文明交往观、价值观以及世界历史观等。这些原理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书写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版本贡献了标识性范畴、奠定了学理性基础、提供了原创性范式。这些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原创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人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标志着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开辟了新境界，标志着这一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在中华文明史上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这一思想作为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丰富“人类知识的总和”作出了新贡献。

  关键词：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性贡献;哲学原理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取得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开辟了“新境界”,之所以实现了“新的飞跃”,最终的原因在于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观点、标识性概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理性贡献。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研究阐释习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是当前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本文所说的原理性成果，是指对当代中国或当今世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基本规律、根本法则或核心机制，是带有基础性、抽象性和指导性的规律性认识，是具有普遍意义、开创意义和长期价值的道理学理哲理。就其价值功能来说，成熟的原理为分析复杂经济社会现象奠定理论基石、提供逻辑前提，为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根本性、根源性、终极性解释，为后续开展工作或深化研究提供理论范式、分析工具和学术框架。就学科属性来说，每一学科都有自身的原理，如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原理、文化学原理等。党的创新理论中蕴含的原理性成果，按其适合使用的范围的广度和宽度来说，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原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这是最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其适用的空间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大，一般来说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普遍适用的重要规律。比如，生产关系既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所形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的方法，又包括经管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世界历史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等。

  第二层次原理：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这类原理适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比第一层次的原理要小一些，一般来说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不能违背的重要规律。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等。

  第三层次原理：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别规律。这类原理适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最小，一般来说仅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或新时代的中国。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领导”“‘两个结合’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最宝”“‘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自我革命是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两个毫不动摇”“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等。

  本文所讲的“原理性成果”涵盖上述三个层次的原理，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揭示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律，既包括指引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道理”,也包括引领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普遍知识”。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重要原理性成果，遍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组成部分。这些原理，根据其性质、特点、原创程度，大体能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首创性原理，即立足中国大地、基于中国经验而提炼出的具有首创性意义的重要原理，主要是指习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发思想之先声、开理论之先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乃至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总结概括出的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具有首创性价值和普遍性意义的重要原理。比如，重构世界历史格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原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原理，全人类共同价值原理，民族共同体原理，以“总体性”思维、“大安全”理念为特征的国家安全原理等。

  二是拓展性原理，即对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指习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从内涵、外延、作用机理、运行规律等角度作出的丰富和拓展，形成富有新时代色彩的原理性成果。比如，大历史观原理，新时代社会主义本质原理，人民与江山一体原理，伟大斗争原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原理，“两个结合”原理，文化领导权原理，文化主体性原理，自我革命原理，经济与政治互动原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原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原理，供给侧与需求侧关系原理，内循环与外循环关系原理，所有制结构原理等。

  三是集大成原理，即在前人认识成果基础上“总其成”的原理，主要是指习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历代中国人已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集大成，提炼升华为具有集成性特点的新原理。比如，“六个一定要坚持”的新时代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文明结构原理，以“四个最”为核心内容的政党地位原理，党政分工原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逻辑构成的制度结构原理，中国式现代化原理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深刻分析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形成了若干原理性理论成果，包括新时代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观、人民观、矛盾观、自然观、文化结合观、文明交往观、价值观以及世界历史观等，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如何解释世界，怎样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必须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前马克思时期，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的解释都是“以头立地”,顶多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历史观通行世界数千年。唯心主义历史观一次次改头换面，以理性史观为盛，人道史观、英雄史观、神学史观、文明史观、地理环境史观等轮番登场，本质上都是头足倒置的世界观。直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分析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从唯物主义立场解码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之谜”,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这套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等。今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

  “六个一定要坚持”是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中国和世界而形成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其详细的细节内容是一定要坚持人民至上，一定要坚持自信自立，一定要坚持守正创新，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一定要坚持系统观念，一定要坚持胸怀天下(1),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当代表达和中国形态。“六个一定要坚持”集中体现了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品格和鲜明特征，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当代中国人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原则和科学方法。

  “六个一定要坚持”构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基于新时代发展实践的认识论，为世界读懂新时代的中国、读懂新时代的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六个一定要坚持”,贯穿习的全部著作，贯穿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贯穿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贯穿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全部过程，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历史走向和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运动规律。”(2)列宁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3)。他还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4)。自古以来，中国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整体性、延续性的历史视野审视历史、反思当下、规划未来；强调以天下为天下，以天下观天下，从宏阔的世界视野反观自身、审视自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从大的历史纵深考察历史，形成了大历史观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要义是：“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们国家社会发展、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5)。大历史观之“大”指的是大格局、大视野、大纵深。“大历史”不是指历史本身的大或者小，而是指我们审视历史视野的大或者小，亦即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历史大势。“更宽广的视野”是空间范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跳出中国看中国；“更长远的眼光”是时间范畴，回顾过去、立足当下、前瞻未来。大历史观原理拉长了历史纵深、时间跨度，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探究历史规律，洞察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不断将历史推向前进。我们要始终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观望时代、把握趋势。

  习以大历史观观察世界历史大势，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揭示出若干重要原理。第一，世界历史方位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世界历史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6)。第二，世界历史大势论。世界上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迎来于我有利的重要转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7)。这是我们观察历史走向、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方法论原理。第三，世界历史命运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习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以大历史观观察中国历史大势，深刻阐明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揭示出若干重要原理。第一，中国历史方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8)。第二，中国历史贯通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上下贯通、古今接续的，要注重从历史连续性来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比如，习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9);“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中国九十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10);“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11)。习还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2)。这些论述展现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历史视野，彰显了“大历史观”的科学方法论。

  当然，“大历史观”不是比“唯物史观”更高、更大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大历史观的底座，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时代运用，大历史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唯物史观。

  大历史观原理拓展了人们观察历史的时空视野，科学揭示了历史的特点、走向和规律，为科学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大势和中国历史走向提供了理论指导。大历史观原理以新思想、新观点深化和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辩证法作出了原理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水岭，不是别的千条万条，就是人民立场这一条。“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江山”与“天下”一样，用于指代“执政地位”。中华传统文化主要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人民、百姓的地位，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民本思想的底层逻辑都是官本位意识。我们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本体论、价值论等维度理解人民地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强调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16)。

  习拓展了群众史观的内涵，形成了人民与江山一体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内涵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7)。人民与江山一体原理贯穿习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习反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人民主体，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人民共建共享，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不忘初心，勿忘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坚持人民评判，人民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比如，追梦途中“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抗疫面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等。我们不能以部分人的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要缩小老百姓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感受与宏观数据之间的“温差”,要让人民与江山一体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可亲可感。当然，每一个个人都不等于自我，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中国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8)。

  人民与江山一体原理，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权逻辑，超越了苏联“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权逻辑，打破了西方势力把中国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从本体论高度阐明了人民与江山、人民与国家、人民与政权、人民与政党的“二位一体”关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与江山一体原理是新时代中国人民观的集中表达，是对人民当家作主最深刻的阐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化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的中国化表达，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原理的丰富发展。

  马克思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专门写作《矛盾论》,提出系统的矛盾学说、斗争学说。矛盾是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对立面的同一。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既包括两个方面的对立，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同一，是斗争性与同一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敢于斗争是人的鲜明政治品格，也是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曾经一个时期，我们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不讲同一性，认为斗争就是“对着干”,以至于闻“斗”色变。实际上这是片面的，不符合斗争发展规律。

  习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点分析当代中国、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形成伟大斗争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19)。习强调，要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20),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这一原理所强调的“斗争”,首先是就事物矛盾存在形式而言，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斗争就是必然的。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21)。其次，强调斗争是就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趋势而言，斗争是矛盾运动样态的表现，是发展形式、发展状态。事物发展分化、平衡，都是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强调斗争，正是人的能动作用的体现。斗争是事物存在的常态，而非异常状态，没有斗争的社会、没有斗争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不一定是矛盾统一体的解体，也可能是矛盾双方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强调伟大斗争、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意味着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这一面，斗争性和同一性都是事物本身的属性。

  自人类从自然中抽离、确立主体意识以来，就出现了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处于相对和谐状态。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大大增强，自然承受人类改造的力度越来越大。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成为人类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如何安置人与自然，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流派甚多，大体上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各执一端。

  人类中心主义秉持主客二分的哲学观，把人视为唯一的价值主体，将人类利益作为评判价值的唯一依据，自然只具有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工具价值。“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理解为征服和被征服、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代价就是主体的僭越与自然的异化。人类中心主义也强调保护自然，但出发点还是源于对人类自身利益的考虑，其道德关怀的实质对象还是人类自身，因而未能从本体论层面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

  自然中心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强调自然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中枢，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具有独立于人类的道德价值；人只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普通一员，不具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体性、外在于自然的优先性。自然中心主义过于强调自然万物的平等权利，过于强调自然本身的存在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忽略了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忽略了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了西方传统自然观，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二元一体关系。经典作家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2),“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3)。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24)。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生态智慧，倡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了敬畏自然、依靠自然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依然是今天人类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与环境工作，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25)。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26)。强调，环境保护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强调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指出：“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27)

  习全面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深刻汲取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深刻反思先发国家生态异化的沉痛教训，深刻总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原理。这一原理包括三个具体原理：第一，生命共同体原理。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8);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世界各国“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29)。第二，生态价值转换原理。习强调，“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1);“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2)。第三，生态有机体原理。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33),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构成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生态哲学的本体论，也是习生态文明思想的第一原理。这一理念突破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之间偏执一端的片面性，从本体论维度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为破解人与自然的对立难题提供了科学指导。

  “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鲜明彰显了习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立场和天下胸怀，科学揭示了生态保护和生态异化无国界的基本结论，超越了生态帝国主义逻辑。如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打着“保护生态”的旗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责任、推行“生态霸权”、实施“生态侵略”,以缓解本国生态危机和全球气候危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共建地球美好家园提供了理念引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科学阐明了生产与生态、生态与生活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既不同于自然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简单归结为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可兼得；也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产生归结为技术的不合理运用，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阐明了生态价值转换的内在机理，破除了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相对立的二元论，超越了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隐含的工业文明思维，实现了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价值转换，实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矛盾双方从对立面到统一体的关系转换，为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协同共生提供了科学指引。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原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超越，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超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和自然辩证法。

  外来思想文化能否在本土扎根生长?传统历史文化如何在当代赓续传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是否可能?这是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决裂”和“承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个彻底决裂”,即：“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4)。这里决裂的对象——“传统的观念”——当然包括传统的文化观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5)这里“承继下来的条件”,当然包括承继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中华文明孕育于东方，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两者结合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贯穿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提出“第一个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927年，他率领部队挺进井冈山，创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在实践意义上开启了“第一个结合”的历史进程。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6)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强调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不能离开中国革命实际来空谈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7)。与此同时，我们党也始终强调要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8),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但这一时期我们尚未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主体间性关系。

  习超越古今、中西、体用之争，贯通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科学揭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形成了“两个结合”原理。这一原理内涵丰富，主要观点有：第一，“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39)。“两个结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接续起来，为中国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合法性、文化合理性。第二，“两个结合”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最宝(40),“‘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41)。第三，“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42)。第四，“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43)。“第二个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原理科学回答了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面对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条件，我们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决裂”还是“承继”?或者说，如何才能做到既“决裂”又“承继”?习挖掘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契合点，找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答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间性关系，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两个结合”原理，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共同孕育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机理，深刻总结了打通魂脉与根脉的接口、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科学方法论，深刻概括了中国的理论创新规律和中华文明更新发展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国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文化密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彻底决裂”的重大发展，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文明交汇是客观事实。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绝不是一幅温馨和谐的风景画，背后是物质力量的博弈和硬实力的较量，结局必然是强势文化征服弱势文化，工业文明碾压农业文明，东方文明屈从西方文明。这是过去300年世界文明交汇的总逻辑，也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明现象。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范式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是文明等级论范式。西方文明观秉持“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典范，是“更为高贵的文明”,理应主宰世界。西方文明观预设西方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完成形式，非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低级形式、未完成形式；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向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过渡；认为非西方文明应当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模板，向人类文明的完成形式进化。

  二是文明从属论范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正是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44)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5)的过程。西方在世界上建立起全方位的从属和支配关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46),归根结底非西方文明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任何国家“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线),都不得不屈从于这一普遍性的历史命运，被卷入资本主义文明浪潮，走上欧洲开辟的所谓“历史必由之路”。三是文明冲突论范式。这一范式的主要代表是亨廷顿。他认为，冷战后，宗教、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划分文明的新标准，世界格局以文明为单位重新组合。文明冲突论主张，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争夺，而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并断言文明和中华文明将成为引发冲突的关键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分界线。

  四是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文化帝国主义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凭借文化优势，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挤压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实现思想、制度和价值观的征服。文化帝国主义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单向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来实现西方的文化支配，或者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来实现西方的文明扩张。文化帝国主义利用文化手段达到剥削与征服的双重目的：经济上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

  概括说来，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同质化进程，是单向度的文明输出。地理大发现以来，资产阶级推动地域性民族史转向开放性世界史，使得物质和精神的生产都呈现出世界性，日益挤压民族的、地方的文化生存空间，资本主义文明膨胀为世界性文明，人类文明的生命更新日益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这种交往格局建立在“单数文明观”的基础上，主张文明是唯一的、普遍的，只有西方才是文明的代表，非西方都是野蛮的、未开化的，进而认为西方承担着“文明开化使命”

  ,应当将西方文明输出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即便使用暴力、血腥等手段，在道德上也是正义的。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48)。世界文明已不再是单一的资本主义文明，而是各个民族文明的有机构成。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交往逻辑不符合世界历史大势和人类文明大道，全人类迫切需要建立更为理性的文明交往观。习深刻把握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和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形成了文明交往原理。这一原理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49),其核心内涵包括：其一，文明之间不分等级，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50)。“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51)。文明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其二，多样文明是客观现实，“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52)。“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53)。在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时期，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形成从属—支配关系，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理念，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其三，文明之间互为镜鉴，“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54)。在国际竞争中，文化间的碰撞冲突不可避免。但“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55),也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能在理解他者中完善自我，规避并克服自身文明的片面性。“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56),不能将文明之间的差异极化为文明对立对抗的根源。文明交往原理的理论根基是“复数文明观”“多元文明观”

  ,超越了西方单数文明观，超越了文明等级论、文明中心论、文明从属论、文明冲突论和文化帝国主义等文明交往范式，阐明了不同文明交往的科学方法、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以一系列原创性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这一原理科学回答了人类文明交往的世界性课题，为打破西方文化霸权、重塑开放包容的世界文明格局指明了方向，为终结人类文明的同质化进程、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了方向指引。

  西方秉持理念论的哲学传统和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强调“抽象普遍性”对现实的统治，以垄断思想作为其称霸世界的重要手段。他们宣扬“价值一般”的至上性、普世性、宰制性，倡导超地域、超民族、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普世价值”

  ,将西方特殊的价值观模式提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选择和标准答案。然而，西方所追求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并非真正的普遍性，而是由西方的特殊性伪装起来的普遍性，即“虚假的普遍性”。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不过是西方的特殊价值，是产生于西方独特文化土壤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观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民族性，不存在抽象的、超时空的、一成不变的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探讨超越社会形态的共同价值或价值共识的问题，他们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伟大的原则，但资产阶级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原则。原则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经典作家深刻揭露了这些原则的虚假实质。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人权”

  ,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57),而“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58)。所谓“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就是资本家之间的民主。所谓“自由”,就是“资本”和资本占有者的自由，就是资产者占有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就是无产者向资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就是劳动力的买卖自由，就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59),就是“自由得一无所有”(60)。所谓“平等”,就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61),就是“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62),就是价值规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就是资产者购买无产者劳动力的等价交换原则，就是用我的劳动创造之物与我交换的平等，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63)。所谓“博爱”,就是要求被剥削者与剥削者“情同手足”,就是要求无产者与资产者互敬互爱。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比如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人与自然界的和解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中国人侧重强调价值观的特殊性、历史性、阶级性，对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即共同价值问题虽有过一些零星论述，但缺乏系统思考。进入

  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市场是否存在超越地理边界的价值共识，世界普遍交往是否可以达成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人类不同文明是否能够找出大家普遍接受的价值公约数，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对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既承认超越社会形态的“价值一般”、价值共识，也承认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特殊价值，形成了新时代价值观原理。核心价值原理和共同价值原理是其两大支柱。核心价值原理着眼于价值观的特殊性一面，侧重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特价值观。这一原理的核心观点是：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4),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国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共同价值原理着眼于“价值一般”和人类共同利益交汇点，侧重把握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这一原理的核心观点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65)。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深刻的价值理念创新，是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普遍价值追求的最高抽象和概括，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共同价值基础，为全人类的普遍交往确立了基本价值规范，为纷乱的国际社会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共同价值纽带。核心价值原理和共同价值原理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特殊性，全人类共同价值突出蕴藏于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核心价值原理彰显了不同社会形态的价值特色与个性，共同价值原理彰显了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新时代价值观原理，对内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对价值虚无主义思潮；对外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跳出“普世价值”圈套，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价值观基础。

  21世纪世界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其核心观点有：第一，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分工、交往发展的结果。“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66)第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规律的历史过程。“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67)第三，“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68)。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世界历史之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第四，世界历史造就了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单个人的解放程度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具有丰富个性的人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五，“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69)。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未来并非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第六，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当代形态。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0)。进入

  21世纪，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众所周知，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就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迅速崛起，17世纪荷兰成为世界范围内强大的海上贸易帝国，18、19世纪英法两国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相继建立，世界权力实现了在西方国家内部的转移和交接。20世纪末，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雅尔塔体系走向终结，世界历史迎来美国一超独霸的格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如何引领世界大变局?习着眼于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着眼于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形成了21世纪世界历史哲学。

  世纪世界历史哲学内涵丰富，包括一系列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其核心内容包括：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了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的基本原则，其核心要义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西方主导建构的依附型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21世纪世界历史的价值基础，其核心要义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将“地域性”的价值伪装成全人类的价值。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21世纪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向，其核心要义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超越了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划了21世纪世界历史的行动纲领，其核心要义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西方的梯度进化论、线性发展观、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排他性安全观以及结盟安全观，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了21世纪两制交往的基本格局，其核心要义是建构两制国家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两制极限拉扯、生死博弈的制度逻辑，为建构“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第六，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了21世纪大国关系的行动原则，其核心要义是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霸权主义思维和大国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概言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体论范畴的世界历史观是中国对

  21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筹划，是致力于建设美好世界的“建构性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博大精深，涉及世界历史的总体图景、价值基础、交往规则、治理理念、行动纲领、两制格局等若干重要方面，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和两制交往理论上的重大原理性成果，是人类在21世纪建设美好世界的总纲领，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理念引领和行动方案，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引领世界历史走向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是21世纪的世界历史观。上述九个原理是一个有机整体，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这九个原理不是哲学史上横空出世的“飞来峰”

  ,而是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深刻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分析历史与现实、人民与江山、人与自然、古与今、中与西、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世界历史与全球治理等若干重大关系，形成的原理性理论成果。这些原理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书写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版本贡献了标识性范畴、奠定了学理性基础、提供了原创性范式。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原理不是与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原理比肩并列、互不相干的两套原理，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原创性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代中国形态。以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梳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贡献，仅仅是破题，完全不能涵盖这一思想的所有原理性成果。但正是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标志着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开辟了新境界，标志着这一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在中华文明史上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这一思想作为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丰富“人类知识的总和”作出了新贡献。

  [2]《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3]王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求是》2022年第14期。

  [4]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5]陈曙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1)参见《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5)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6)参见《习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7)参见《习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01页。

  (8)《习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9页。

  (9)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页。

  (10)习:《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01页。

  (1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738页。

  (12)《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8-79页。

  (13)习:《论中国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9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15)《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16)《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

  (17)参见《习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9页。

  (18)《习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9页。

  (19)《习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9页。

  (20)《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27)《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28)《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29)《习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66页。

  (30)习:《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31)《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3页。

  (32)《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3页。

  (33)参见《习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37)《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8)《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9)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40)参见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41)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42)参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9日。

  (43)参见《习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48)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49)《习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页。

  (50)习:《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51)《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9页。

  (52)《习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1页。

  (53)《习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40页。

  (54)《习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1页。

  (55)习:《深化团结合作应对风险挑战共建更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

  (56)《习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8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18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8页。

  (64)参见《习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9页。

  (65)参见习:《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68)《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